难忘我们那班同学

一眨眼，离开母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已经十四年了。这些年，国家经济突飞猛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研究生院人才辈出，气象更新，校园的物质面貌和精神状态发生了明显的可喜的变化。我个人毕业以后，先后辗转了四、五个单位，经历了各种各样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人生已完成了“四十而不惑”的年轮，很快就要进入“五十而知天命”的岁月。时光流逝，青春不再，但研究生时期的生活情景并未淡忘，回想起来，许多往事还恍若发生在昨天。

记得1984年年末，我们毕业手续是在北京西郊的一所中小学合一的学校——十一学校办理的。几年来，研究生院一直靠租借这所中学空置的校舍，临时维持着日常的教学。那种艰苦的条件，现在研究生院的同学已难以想象，但这种因陋就简的做法，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年代其实是到处可见的。那时地下室里的研究机构，招待所里的政府部门，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情况。因此整个研究生院的教师和学生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倒也处之泰然。特别是“文革”刚刚结束，有些同学摸爬滚打当过战士，有些同学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大多是一批耽误了最佳读书年龄的“三中全会的翻身户”。从“生不逢时”的吁叹，到“喜逢盛世”的庆幸，每个同学无不为能得到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而激动不已。学习条件简陋一点，生活环境艰苦一点，实在算不得什么，相反觉得苦中有乐，其乐也陶陶。

事实上，如果十多年前的那段研究生生活是安逸舒适的话，那留下的记忆反而可能会平淡无痕；正因为生活的苦中有乐，回忆起来就会津津有味，色彩斑斓。

我们班是社科院研究生院与大连工学院（现名大连理工大学）合办的。全班共有十八个同学，我们自称是“十八棵青松”（不能称“十八个罗汉”，因为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当时研究生院严重缺乏校舍，而大连工学院又想借助社科院力量解决他们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师资。作为交换条件，我们班第一年全班赴大连学习。所以一开始就脱离研究生院本部，成为一支与其他专业的同学很少来往的独立大队。第二年回到了北京。研究生院的本部住不下我们这么多人，只好租住在万寿路南口一家名为“古庙旅馆”的小客店里。应该说，院方为了满足我们学习上的要求，从财力和精力上是尽了最大努力的。这时，研究生院又有一部分同学租住在解放军原后勤学院的校舍里，我们上课有时可以走五分钟到后勤学院，有时要走二十多分钟到十一学校。东奔西走，一天下来累得两腿发软。第三年研究生院招生规模扩大，我们又和新生一起住解放军原政治学院的招待所。

像我们在三个学年里换了两个城市，三个住处，这种“流离颠沛”的情况，可能也是研究生院绝无仅有的。我们班孤悬院外，客居他乡，当然会有许多的不便。特别是住旅馆时，大家必须每日为吃喝问题与旅馆旁边的一家小饭店交涉，有时为饭菜的质量和花色，有时为价格和开饭的时间。这些琐碎的事情，常常由我这个生活委员去张罗，当然，其他同学也每每各献其策，各尽其力，作出自己的贡献。特别是每逢节日的聚餐，我们自己动手，力所能及地做出各自的家乡风味食品，彻夜欢饮，一醉方休。那实在是非常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在这个游离于研究生院本部之外的小集体里，同学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团队，相处更显团结，感情也更加深厚久远。也许艰苦有时会成为生活内容丰富、精神世界充实的一个因素，我们同学间一般比较团结，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毕业后大多保持了比较持久的友谊和紧密的联系。

我们班的同学有着共同的理工科背景，而这个背景在当时以文科为主的研究生院比较特殊。在我们之前，也许有个别的理工科大学生零星考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某些专业，但作为“清一色”的理工科学生组成一个十几个人的班，成批地培养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这在研究生院还是首创。理工科的背景，使研究生时期的专业训练对于我们严谨的逻辑思维和讲求定量分析的习惯养成显得十分重要。但同时，文科教育对于我们语言表达和思辩能力的提高也是不可或缺的。总的来讲，我们大多学有所成，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与我们在研究生院的这段学习是分不开的。